800年前的“出海”：一个福建商人的暴富、凶案与人性深渊 - 篮球新闻

宋朝“故事大王”洪迈从21岁起便开始记录奇闻异事，一直持续到80岁离世。他编撰的《夷坚志》在南宋时期长期占据畅销榜，吸引无数读者追捧。其中一篇名为《王元懋巨恶》的故事虽仅有800余字，却完整展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全貌。

一个泉州少年的奇遇

王元懋是泉州商人，大约生于南宋初年。传说他幼年在寺庙打杂，跟随僧侣学会了南番国的语言与文字。

你或许会疑惑，“南番国”究竟在何处？一个南宋孩童为何要学习外语？这背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“南番国”又称“南海诸国”，涵盖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、西亚，甚至北非和欧洲部分地区。宋朝典籍记载的“南海诸国”多达70余个，它们是大宋的重要贸易伙伴。南宋失去北方领土后，“南海诸国”几乎成为其外交与外贸的最大依赖。

不过，宋人称这些国家为“番国”，多少有些夸大。“番国”即“藩属国”，指那些向宋朝称臣纳贡的政权。北宋时，来自南海的朝贡国尚有28个；到了南宋，仅与占城、三佛齐、大食、真腊、真里富、罗斛保持偶尔的朝贡往来。绝大多数南海国家与宋朝的关系，实则依赖商业维系。

然而，这股商业力量不可小觑，它催生了史无前例的“南海贸易体系”。这一体系涵盖中国、高丽、日本以及前述所有“南海”地区，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，以东南亚为枢纽，巨量货物、商人与移民在其中流动。这也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因此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王元懋出生在一个以商业为引擎的“东方大航海时代”。他的家乡泉州，则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城市。

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，扼守晋江入海口，海岸线长达500余公里。古泉州拥有“三湾十二港”，提供充足泊位、深水港供大船停靠，还有内凹海湾为船只避风，是“不冻、不淤、避风、港湾宽广”的天然良港。

泉州的港口优势还在于衔接中转。中国近海分为东海与南海两个相对独立的海域，其水深、季风、洋流及适应船只各异，自古形成“东海航线”与“南海航线”。泉州恰好位于两海交界处，两条航线的船只均可在此停泊、中转、补给、等待季风。这种枢纽与接驳功能，是当时中国其他海港所不具备的。

进入北宋后，随着闽南经济起飞及国家对海外贸易的日益重视，泉州港逐渐崛起。到了“背海立国”的南宋，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命脉，泉州因靠近首都临安，最终发展为“南海贸易体系”中的大港。

王元懋大约生于南宋初年。那时，泉州已跻身“亚洲一线大港”，涌现大量商业机会。越来越多泉州人选择出海经商，王元懋也不例外。但他并未直接上船做工或学徒，而是前往寺院学习外语。

宋代沿海地区的寺院，也是信仰与知识的交汇点。搭乘海船而来的外国僧侣，会将中国经文或雕版带往海外；中国海商也会将从外国搜集的佛经带回本国寺院供奉。因此，沿海寺院成为不同国家典籍与知识的汇聚之所，犹如知识海洋中的港口。少年王元懋便在此学习外语。

他学习南海诸国语言，大概是因为这些国家与泉州的贸易日益频繁，掌握语言对经商大有裨益。又或者，他恰好遇到一位精通南海国语言的师父。当时沿海寺院常有商人、外国僧侣停留，个别海商退休后甚至出家为僧。这些“奇人”的存在，成为王元懋人生中的难得机缘，使他年纪轻轻便拥有多元文化背景。

学有所成的王元懋后来随泉州商船前往占城（今越南中南部）。占城国王欣赏他的才能，留他居住10年，并将女儿嫁给他。占城需向南宋进贡并与之贸易，确实需要王元懋这样懂贸易、会翻译的人才。于是，一个寺院打杂的小沙弥，神奇地“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”，实现了阶层跨越。

800多年前，王元懋便践行了福建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人生信条，证明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。

张罗一条贸易船

在占城居住10年后，王元懋返回家乡泉州。此时他已拥有百万缗家产，连留正、诸葛廷瑞等高官显贵都与他结为儿女亲家。但王元懋不甘心做清闲富家翁，他将资金投入船舶贸易，希望做得更大更强。

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王元懋出资组建一支38人的商队，再次前往南海国做生意。然而在南宋，组建远洋贸易商队并非易事。

首先，得有一艘船。

南宋疆土江河纵横、濒临大海，造船业空前重要。福建是南宋最重要的海船制造地。据估算，淳熙年间（正是王元懋的船出海时），福建的大小海船不低于2万艘，泉州海船应不低于1万艘。

当时福建建造的海船称为“福船”，特点为船身瘦削、尖底、吃水深，船体外板有2至3层，航行稳定、速度快，更能经受海浪冲击与横风吹袭。福船是中国古代最适合外洋深海航行的船只。

南宋海船的造价，小的数百缗，大的2000至3000缗，每年维修费用至少数百缗。王元懋拥有百万缗家产，足以独立造船。

王元懋并不亲自出海，他雇用了一支38人的商队，包括负责驾船的船员，如纲首、梢工、招头、作头、碇手、杂事、贴客、水手、火儿等，以及专门从事贸易的翻译和销售人员。船队纲首名为吴大，他是船长，也是受雇于王元懋的职业经理人。

由于出海一次成本巨大，船上装载的必然是利润较高的货物。在广东阳江沉没的“南海一号”，就是从泉州驶向南海诸国的商船，船中最大宗商品是瓷器，还有铜钱、金饰、银铤、铜镜、铁器、漆器、佛像等货物。

在泉州湾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，是从南海装载货物返回泉州的船只。其货物以香料、药物为大宗，包括绛真香、沉香、檀香、胡椒、槟榔、龙涎香、朱砂、水银、玳瑁等，船上的香料木未脱水前重达4700多斤。

航海的征途危险重重

南宋孝宗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王元懋的船队整装启航，这个故事悲剧性的部分也由此开始。出海贸易绝非浪漫探险，而是时时与危险、死亡相伴的畏途。

第一重危险，是漫长的航行周期。

《夷坚志》中，共有19个关于海洋贸易的故事，其中11个涉及海商在航行途中遭遇的各种意外。有的因船只失事流落海岛，遭土著人囚禁、虐待；有的在荒山孤岛遇到巨人、鬼怪，九死一生；有的直接“穿越”到鬼国、地狱。

在南宋人眼中，海是一个诡秘的时空。在这个时空里，亦真亦幻，人鬼交织，人世间的法律规则、伦理道德甚至物理规律都统统失效。在海面前，人极其脆弱、渺小，一次沉船、遇风、偏航便是灭顶之灾。每当航程增加一天、一周、一月，风险都大大增加。

漫长的航程也拉长了回货周期，使海商的经营成本高得不可思议。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，航程长的三年，短的一年多。但洪迈称，王元懋派出的商队居然在海上漂泊了10年。这大概是洪迈搞错了或夸张了，但王元懋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等待商队返航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焦灼、时间成本与资金周转难度与日俱增。

第二重危险，是海上的暴力与人性瓦解。

淳熙十五年（1188年）七月，王元懋的商船终于返航，向泉州驶来。变故就在这时发生。当船行至广东惠州罗浮山附近时，船员林五、王儿突然行凶，杀害了包括船长吴大在内的20人。船员宋六肩背中刀落水后，双手把着舵尾苦苦恳求，又被残忍砍去手指，再次落海。

故事中说，好在宋六平日里信佛，常持诵《金刚经》，落海后竟未被淹死。在海上漂流七天七夜后，他被潮水冲到广东潮阳海滩，侥幸获救。

以上是故事中最血腥、惊悚的一幕。然而，古往今来的海上世界，此类暴力事件实在太多。

对于海商而言，最大的暴力威胁来自海盗。南宋时，北至山东、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区均有海盗活动。泉州位于东海与南海交界处，又是繁华贸易大港，常遭江浙、福建、广东海盗南北夹击。

然而，比职业海盗更可怕的，是前一秒还在老实干活、下一秒突然变成强盗凶手的“自己人”。海上旅程与世隔绝、漫长而沉闷，这种极端环境足以颠覆所有秩序，逼出人性中最黑暗、残暴的一面。

即便在2011年，太平洋上也发生过“鲁荣渔2682号惨案”（又称“太平洋大逃杀”）。一艘中国渔船上发生暴力争斗，导致16人死亡、6人失踪，存活的11人全部参与殴斗与杀戮。

不幸的是，王元懋的商船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。一半船员杀掉了另一半，被杀的还包括船长。

惨案发生后不久，船返回泉州。王元懋还没来得及与幸存船员见面，死去的船长吴大便带着20条冤魂给他托梦——他们将船上发生的一切“告诉”了王元懋。

第二天，王元懋设宴欢迎归来的船员。林五、王儿谎称船只途中失事，人员和货物都损失一半。王元懋精明地反问：“如果船真出了事，人和货应损失殆尽，为何还能留下一半？”林王二人见瞒不住，只得坦白行凶之事。

凶手深知王元懋的软肋，他们用船上价值数十万的沉香、珍珠、脑麝等货物诱惑王元懋，让他不要告官。王元懋沉吟良久，最终还是贪欲占了上风。他出钱贿赂市舶司胥吏，让其转告市舶提举张逊：如能放行这批货物，他愿将利润与市舶司五五均分。

至此，王元懋的人性也坍塌了。于是，这个故事转向更复杂的一层。

南宋海商面临的第三重危险：司法困境。

在王元懋极力掩盖血案真相时，受伤落水的宋六竟然回来了。他向官府告发林五一伙杀人越货。然而审理此案的南安知县却态度敷衍，一味拖延。

直到案情上报福建路，安抚使马会叔才觉察王元懋包庇凶犯、贪占赃货的隐情，遂将此案发晋江县重审。押解王元懋去晋江的路上，故事中的吴大又率领十余名冤鬼前来，将负责押送的两名南安县胥吏推入水中淹死。

晋江县令赵师硕接手此案后，秉公审理，终于使冤情昭雪。市舶提举张逊、南安知县施宣教、市舶司胥吏吴敏都被黥面发配；林五、王儿等凶手仓皇逃亡，却被吴大等冤魂捉拿，最后被处死刑；王元懋则被免去所有官职，在兴化军关押数月后释放。

王元懋归家途中经过上田岭，又见吴大领着一众冤魂拦住去路。王元懋哀求吴大放过他，吴大却伸出一只手触碰王元懋的心。王元懋回家后，当晚吐血而死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被残杀的船员等到了凶手伏法，大仇得报。但在现实中，却很难有这种爽文剧情。

风险与机遇伴生的海洋贸易

在宋代，强盗、杀人都是大罪，但量刑轻重很有讲究。强盗罪必须考虑赃款赃物数额、是否持有武器、主犯与从犯身份。杀伤罪必须区分凶手主观意愿强弱、被害人当时即死还是事后才死，还需对尸体、伤情进行检验。

但发生在海上的强盗、杀人案却令法官无从下手。在航海那种极端情况下，很多原因都可致人死亡。在没有录音、录像设备、连尸骨都找不到的情况下，案件真相无法还原，更别说精准量刑了。

在上面的故事中，凶手王儿面对宋六家人的质问，曾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各自争性命，我岂得知！”这可以看作是凶手的狡辩，却也间接证明，发生在海上的刑事案件极难调查。

因此，王元懋包庇凶手，不见得全是贪财忘义，还因为他若不这样做，必将血本无归；南安知县施宣教的敷衍拖延，可能也不仅是贪赃枉法，还因为他确实觉得此案棘手，根本查不清。

然而，这个案子还不是最难办的，毕竟当事人都是中国人，且发生在南宋海域。如果案子发生在更远的洋面，或牵扯进外国商人，那就更麻烦了。

宋代的泉州、广州，蕃商、蕃客人数多达几十万，他们涉及的民事、刑事、商事纠纷，地方官府不知如何处理。究竟用汉法、蕃法，还是地方官员自己看着办？从来没有定数。

因此，南宋初年的海商，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常在法律、制度的灰色地带“裸奔”。讲故事的洪迈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一到事情无解时，他便安排鬼神登场。宋六大难不死，全赖神佛庇佑；凶案能被揭发，靠的是冤魂托梦；凶手、贪官最终伏法，是因为冤魂自己动手复仇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可在现实中，哪有这么多神鬼显灵、报应不爽？

真实的海商际遇，更像南宋初年泉州知府王十朋所感叹：“大商航海蹈万死，远物输官被八垠。”海外的珍宝奇货输入大宋固然是好事，但那代价却是商人们的千难万死。

王元懋的故事折射出一个“有海的宋朝”。这个时代不像明朝、清朝那样对海洋充满困惑与畏惧，而是主动探索海洋，促成了一个包含亚洲大部分地区的“南海贸易体系”。

在这样的时代，海商群体迅速崛起。他们是一群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：拥有多元文化背景、懂航海、会做生意，积累了内陆人无法想象的财富。

海洋贸易是一个庞大、复杂的体系，风险与机遇伴生。一个真正有海洋意识的国家，不仅要允许海贸体系自然生长出来，还要为其提供法律、制度、军事的系统保障。奈何终宋一世，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。

① 洪迈撰，何卓点校：《夷坚志》，第三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（2010年重印），第1344—1346页。 ② 黄纯艳：《宋代朝贡体系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4年，第54页。 ③ 黄纯艳：《宋朝朝贡体系研究》，第135—136页，第300页。 ④ 黄纯艳：《宋朝朝贡体系研究》，第450—455页。 ⑤ 苏基朗著，李润强译：《刺桐梦华录：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 ⑥ 陈烨轩：《东来西往：8—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307—322页。 ⑦ 比如禅宗临济宗的庆禅师，就曾在泉州从事海上贸易十多年。参见秦观：《庆禅师塔铭》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卷二五八九，第174—176页。 ⑧“缗”是古代穿铜钱的绳子，在唐代及以前，一缗通常等于1000文铜钱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朝廷规定天下使用省陌线，即一缗铜钱减少为770文。但实际上，各地区、各行业又有所差别。参见程民生、张瑞生：《论宋代钱陌制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。 ⑨《夷坚志》的原文是“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”。查阅南宋的文献，“留丞相”应该是留正，福建泉州永春人，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拜右丞相；“诸葛侍郎”应该是诸葛廷瑞，福建泉州南安人，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权吏部侍郎。他们都是泉州人，与王元懋相识、结亲就很合理。 ⑩ 黄纯艳：《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56页。 ⑪ 席龙飞：《中国三大船型中的福船》，《国家航海》第二十四辑，2020年。 ⑫ 黄纯艳：《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》，第25、28页。 ⑬ 席龙飞：《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与航海》，《“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2年6月。 ⑭ 这11个故事的标题为：岛上妇人、搜山大王、昌国商人、长人国、海岛大竹、长人岛、海王三、鬼国续记、余观音、鬼国母、猩猩八郎。 ⑮ 杜强：《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》，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2016年1月。 ⑯ 戴建国：《宋代刑法研究》，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4年，第73—76页、80—82页。

作者简介

周琳，公共历史写作者，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经济史。代表作有《浮生明灭：历史深处的宋人》《商旅安否：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》《讼案中的“她”：清代重庆的女性掠影》（将出）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”（ID：CEIBS6688），作者：周琳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